凄风苦雨忆反右

分类:H生活客 839赞 2020-06-19 881次浏览

凄风苦雨忆反右

缘起

友人史若平先生向我约稿,要我回忆一下右派分子当年的亲身经历。说实话,对40年前那场劫难,以及此后22个凄风苦雨的苦难春秋是怎幺度过来的,我从不愿想,也不敢去想。痛定思痛,疮疤是最怕触摸的,要不是史兄的屡屡见催,可能这段往事将永远在心底了。

我不同意《天云山传奇》和《牧马人》对右派分子遭遇的描述。因为在那里,右派分子所受到的至少还是人的待遇,只是比他原来的规格降低了一些罢了。比如《牧马人》吧,儘管主人公被安置在小破屋里,生活简陋,但和周围普通农民的水平也差不多;除此而外,还多了一分人情味:冬天,群众要牧马人一起进山放牧,目的是为了保护他;支部书记不让他进山,也是想保护他,最后书记拗不过,还把自己仅有的皮大衣送给右派分子带上御寒。而事实上右派分子受到的却是非人的待遇。

解放区的天……

1949年底,我们华东新闻学院的31位青年学生,唱着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」的歌,登上京沪列车北上到老区来干革命,受到党组织的爱护和培养。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,厌恶透了尔虞我诈的行为,乍到老区觉得革命队伍风气一新,于是「把一切交给党」,一身轻快,只知奋力拼搏,各项工作都奔在前头。在「帮助党整风」时,真心诚意地建议党「为了避免有些肖小分子利用党的威信打假报告,今后少搞群众运动,而改由职能机关办案,」求得少出偏差少伤害人。不想竟因此罹下「反对党的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」的弥天大罪,连努力工作竟也成了「是为骗取党的信任,以达到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、篡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」的莫须有罪名。在青岛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逼我交代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」的思想动机。当时我住在金口一路,西窗面对小青岛,记得是9月8日或9日,我彻夜围着桌子转几圈坐下来检查,实在写不下去再起来转,总共也没写上百十字,直到天亮,我走到西窗前,刚巧看到苏联放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亮点从灯塔顶上冉冉掠过,我不禁长叹一声:「时代已进步到征服外层空间了,怎幺我们的社会竟还是这样!」我揽镜自照,原来的满头青丝,一夜间竟染上一层清霜:发梢全白了——原来头髮是从发梢白起的——这使我想到,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绝非完全虚构。

非人待遇

青岛的右派分子大多是集中到崂山修月子口水库,时间正好是大刮共产风的「大跃进」,起初强调「不但要吃饱,而且要吃好」,最后那几年是饿死人。我们第一批是1958年7月21日到夏庄报到的,「机关大队」队部设在夏庄,而人却住在白沙河北岸的营子老百姓家。我们东边的邻村叫沙沟,电影《葡萄熟了的时候》外景就是在那儿拍摄的,因此到处慕名去参观,顿顿饺子招待,客人用的被褥都是表里三新,不几天全村就折腾得自己连地瓜蔓都吃不上了。

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夏庄东山盖了五排简易住房,一个中队百十来人挤在一排,用鹅卵石在土地上铺几个方,上面垫张席,一小队人住一方,人就排芋头般挤在上面睡觉、开会乃至开斗争会,方与方之间留出通道;一下雨,通道成了水沟,人只好蜷在「方」上重演「诺亚方舟」。

起初还好,我们每个人每月还是58~59斤的粮食定量,干一天活每天再加半斤。主食虽是地瓜干却还能吃饱。1959年开始,口粮一下减成30斤,副食更谈不上,在如此劳动强度下,连肚皮都填不饱,还谈上什幺营养,因此几近半数患了肝炎,更多的人浮肿。得了肝炎的也一样劳动和吃自己挖来的草根树皮。至于劳动的强度,我举个实例:在一个短时期和我们一块修水库的有个一万人的「三支队」,他们全是从东北伙房水库调来的劳改犯,他们的头头就经常用我们的劳动量来督饬劳改犯,这就不难理解右派所受的苦难了。那时,即使是颳风下雨,甚至大雪,一般都是不停工的。就是右派分子自己,在劳动时也不愿乍干乍停。记得那年冬天,我们在鸟衣巷砌拦沙坝,用独轮车推运石头,工地拉得十多里长,跑热了就沿途脱衣服,最后多数人只剩下背心和裤衩,汗还淋淋下。要是见到队长拿出哨子準备吹哨休息了,都推着车子拚命加快脚步往前跑,否则停下休息,穿不上衣服,準会冻成冰棍的。

劳动是黑白两班倒,劳动下来就是不开斗争会也得照例开会。夏天还好,冬天棉袄上的汗水、雨水经体热蒸发,满屋瀰漫着又酸又馊的氤氲之气,实在憋得人噁心。壮劳动力好些,最可怜是当时就已六十来岁的老头子,体力上既拼不过人,思想上更难转弯,加之右派分子之间也是蛆拱蛆,乐得拿他人当靶子,在领导面前声嘶力竭地大声「批判」,以显示自己的「进步」。数九寒天,空中飘着小清雪,却还叫老弱到胶州湾趟水捞海菜。自行车厂一位姓于的右派冻得大便失禁,拉在裤裆里,他脱下裤子擦试,一方面是冻木了,另一方面也是想与其活着遭罪,还不如死了拉倒,在水里蹲下慢慢往下沉。这一下更不得了,说他以死对抗改造,被拖出来,「斗」得个一佛出世,二佛涅盘。那时夜班边吃饭还边开会,很多人坐在抬土筐上,手端着饭碗,顾不上吃就睡过去了。

青岛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曾到过-17℃。有一天我和植物油厂一个姓董的在开挖的水泵房基工地值夜班,我们穿着水靴正在冰碴子里干活,忽听广播喇叭清脆地传出月子口水文广播站开始广播:现在的气温是-18℃。起先我们虽然感到冷,可尚能支持,一听已超记录,马上就觉得冷彻骨髓,但又无可奈何。

人命危浅

砌水库大坝需要开山取石,铺了铁轨,运输工具叫「轱辘马」,这种东西就像是大的平板车,用四个铁轮卡在轨道上,空车得由人推着爬坡,载车则靠下坡的惯性冲力越滑越快。板车上的石头码得比人还高,一个人背靠石头站立车前沿,手中扳着碗口粗的一根扣在铁圈上的原木,若遇紧急情况就全力往后拽,用作制动。工地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:「轱辘马」一个接着一个,只要前车出事,后面的一紧急剎车,则满车石头一辆接一辆地漫天抛撒,工地上上演「天女散花」,一片惊叫,押运员因此伤残是常有的事,而预后措施则从未之闻。

大概是1960年秋天吧,我们从月子口赶到温泉疗养院开挖下水道。天黑了,下着大雨,洪水暴涨,两个「右派」奉命外出一直没回来,后来发现时已溺死在沟里,「上面」还不许声张,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幺事一样。说实话,那时死个右派分子真比死只猪不如。

我们在姜家坡青岛农场劳动。那是1960年春节放假,我已是家破人散、无家可归的人,所以队里命我在工地留守。我们住东间,房东父子住西间,当时是不许我们暴露身份的,和房东相处,彼此也是「道路以目」,从不打招呼。放假后,只剩我们三个人,一连几天,我再没见过房东大爷,只见他二十来岁的儿子(姓什幺,叫什幺名字都不知道)成天有气无力地坐在门槛上呆翻白眼,后来才听说大爷几天前就已死在炕上,可儿子和村里都无力把尸体搬出去,我们就和死人同住在一起好几天,幸亏是天寒地冻时候。

和死神擦肩

我至少有四次死里逃生,两次是开挖水泵房基:已下挖到离地面三层楼高的地方了,再由人抬着两筐摞起来的冻土在悬空的桥板上摇晃着走,进度既慢又不安全,于是採用桔槔的办法,先在崖头树一根桿,再加根横桿,用绳由一个人拉着一筐一筐往上吊,由我站在崖边,等筐吊上来拽一把,再让别人抬走。时间既久,冻土层经压再加冰水淋漓,整个崖头连同桔槔和我一起跌落下去,工地一片惊叫,而坑底镐头杴钁遍地,我竟然像坐升降机一样,未受任何损伤。

开挖水泵房基必须向外大量翻土,随着深度的加大,只好在一定高度加上桥板,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向外翻。我站在「二行台」上,和前次的情况相仿,「二行台」的土层受压解冻,塌方了,我随土层崩落被埋在下面,左手腕因此脱臼,又得不到任何治疗和休息,至今已无法複原。

第三次是我用地排车拉着一块千多斤重的大石块在平地上跑,路上有道浅沟,车一颠,石头突然飞起来砸到车把前,竟连我的头皮也没伤着。

第四次是我推着一独轮车大石头上到坡顶,拐过弯来下坡时才发现迎面也有一车石头在上坡,眼看就要撞车,我赶紧歪向路旁冲去,由于车重翻了个底朝天,车襻一带,我竟整个扑到正在飞转的车轮上,石头飞滚,我却仅腿上划破一块皮!

反思

右派分子编成的「机关大队」,人们不管在哪里,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右派分子来:脸和手脚最黑,穿得最破烂不堪,而大多数戴着眼镜和手錶,走在路上老低着头,孩子见了都用石子掷我们:「打反革命!」

其实,劳动也是建设祖国,因此,再繁重的劳动我们并不感到冤,可气的是管理的队长张口闭口:「别人劳动是为了建设祖国,对你们是强迫劳动,是改造,在你们是为了赎罪!」一样劳动(实际上大不一样),却是两样标準,这就很难令人口服心服了。再说,这笔历史上的糊涂账,到底要到什幺时候才能说得清楚!

以上都是我亲历的挂一漏万的追记。

平心而论,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加大了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。毫不夸张地说,假如当年能採纳人们的善意进言,则完全可以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;因为反右的「胜利」,更加助长了嫉贤妒能、说假话逢迎、掩饰真相的做法,使党内的不正之风从量到质都愈演愈烈。

来源:往事微痕